提要：文字是一个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发展和使用苗文对苗族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它将和其它苗族文化一道成为苗族人昂首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体现，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滇东北苗语文为对象，从目前苗语文自身的发展情况、普及程度及族人对本民族文字的认同感，苗文的发展环景和策略进行了探讨。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或说成是静音的可视语言。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文字已经成为各个领域都不可缺少的工具。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文字是这个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苗族和苗文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发展和使用苗文对苗族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它将和其它苗族文化一道成为我们苗族人昂首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体现，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苗语文的发展角度和读者共同探讨苗语文的发展。
一、苗文的现状
滇东北次方言苗文现有两套文字同时使用。一套是二十世纪初英籍传教士柏格理、汉族教师李斯提反、钟焕然、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王道元、张武等通过研究苗语发音方法，根据苗族花衣服和裙子的某些图案及外国一些简易拼音形体字创制的拼音文字，声母大，韵母小，利用韵母的书写位置表示声调（现称老苗文，下文同）。一套是解放初期中央应苗族人士请求，责成中央民院和中科院组织专家同苗族知识分子创造的拉丁字母苗文（现称新苗文，下文同）。新苗文问世后，苗族上层人士的设想是：新老苗文先同时使用，再逐步普及新苗文并最终以新苗文作为苗族的规范文字。只可惜文化大革命时期苗语文和其他事业一样受到了影响，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得到应有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威宁县民委先后组织编写了大量苗语识字课本、科普读物、民间故事和歌曲等新、老苗文书籍，举办了数届苗文师资培训；在汉语水平较低的村寨开办民语夜校，在苗族集居地学校开设双语教学；1993至1999年在毕节师范学校成功开办了七届苗文中师班等。为推动和促进苗语文特别是新苗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苗语文发展的道路上，尽管我们前仆后继，不懈努力，可苗文的发展没有迈开很大步伐。
首先，新苗文问世半个多世纪了，在使用层面并未体现从旧过度到新的转变。笔者所在地的苗族群众中，使用老苗文的人数远远多于使用新苗文人数。其次，青少年绝大多数不懂自己的民族文字，文字的承传不容乐观。再者，苗族群众对两套文字的认同上也有分歧。有人认为：苗族是一个多方言组成的共同体，尽管语言存在较大差异，也最终应使用统一的文字，使之能跨方言交流。有人做过研究，东、中、西部三大方言中，有相当部分词汇发音相同或相近。要最终达到这一目标，使用新文字更实际。九十年代后，中央已经确定拉丁字母苗文为黔东南州苗族的规范文字。也有人提出：新苗文以国际音标发音为准，由于苗语发音与国标音标发音差异较大,且存在不可解决的发音问题,体现在:利用国标音标无法拼读出近一半的苗语发音,因此,新苗文必将是苗语文发展史上的历史过场。顾名思义,应使用老文字作为规范文字。
直到现在，新、老苗文自身发展都不是很完善，使用中常常发生混淆。苗文是表音文字，某个字（音节）通常不确定其实意，只有这个音节处在具体的语境中才体现确切含义。如：deuf这个音节，我们无法判断指的是开、炸、出还是裂，但如果是：“Gud deuf lol dangk”(我出来了)。则确定deuf表示“出”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苗文有多意字但没有多音字，即一个完整的音节符号只有一个读音而常常有多个意思。就象汉语拼音一样，只要写出声母、韵母和声调，这个符号的发音就固定了，不再有第二个读音，也就是音形的一一对应，否则怎么拼读呢？然而，这种音形的一一对应在苗语中并未体现。例如：deut是指柴还是脚呢（在苗语中，柴和脚发音完全不同）；bat是指铺设还是阴天呢（在苗语中，铺和阴发音完全不同）？我们来看这个句子：max deut lat hid max?可以理解为：①有柴没有？或 ②有脚没有？这种意义和读音的不明确性，给读者带来不方便，总要联系上下文加以区别，甚至有的联系上下文也一样混淆。张文德老前辈写《苗族中草药》一书遇到的“yib hnub haok zib gaob ”中的 “gaob”字，确实无法判断。这个问题人们早有发现，并进行了一些处理。
老苗文方面，笔者所见到的最初的苗文专著是《新约全书》，可以算作苗文的奠基性成果。至于改革完善，如：杨志诚老先生在声母上增加半圆符号以区分清音和浊音，添加形如逗号的符号表示送气音等。这套文字广泛运用于现行《苗文颂主圣歌》中，有较广泛的群众性。又如现在昆明、楚雄等地使用的苗文，在原有声母基础上增加新声母，规范韵母及创设声调符号写于音节后。这套文字常见于来自昆明方向的苗语歌曲光盘里，主要有两大优点，一是补充了声母不足问题，二是采用了新苗文标调方法，解决了声调不准的问题。再如，前些年威宁县张文德老先生通过研究新老苗文存在的问题后，对老苗文进行了较全面的改革和完善，并用改革后的文字攥写了《苗族中草药》一书的部分内容。这套文字的改革思路和楚雄苗文差不多，最大亮点是设计了字体，分手写体和印刷体、草体和楷体、草体又分大草和小草等，为苗文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符号依据，为将苗文字体推向艺术领域提供了思路。
新苗文方面，从创制时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处理，方法是：利用声调符号判断声母发音，并最终决定音节发音。如：“bangx”这个字，从拼音上看，应读“棒”（按威宁汉语方言）的发音，x调为高升调（调值：35），但这个发音在苗语中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判断 “ bangx ” 为苗语“花”的发音。有趣的是，这种现象确实普遍，再如：“box”这个字，发音应与汉语拼音bó相同，但这个发音没有意义，则判断成“女”的苗语发音等等。我们用苗语中的六个声调给“bo”标调，为叙述方便，笔者将六个调编一个顺序号：①高平调bod 、 ②高降调bob、 ③高升调box、④ 中平调 bot、⑤ 低升调 bol、⑥低平调 bos。译成中文是：bod(射)、bob(奶奶)、box(女)、bot(蒙住或刺)、bol(原调无意义)、bos(见，常写作bof，s和f调均为11调，f调为浊音。)，其中，①调的声母与②、③、⑥调的读音就不同，如果将①调的声母读音用在②、③、⑥调上，则没有意义，将②、③、⑥调的声母读音用在①调上，没有意义。这样看来，用声调判断发音有一定的作用，但还有④调不能判断。④调的声母，当表示“蒙住”（bot jieb）时与①调的读音相同，表示“刺”（gid bot）时与②、③、⑥调的读音相同。苗语文中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不再列举。对待苗文读音混淆的问题上，新苗文使用声调加以区别，想法很特别，可惜没有完全解决这类问题，还给新学习者带来声调上的新混淆。
其实，新、老苗文存在的主要问题差不多，主要是声母不够，造成发音上的混乱；二是老苗文韵母过多，因为有部分韵母是用来判断声母发音的；再就是声调不规范，老苗文用四个位置表示六个声调，新苗文用八个声调符号表示六个声调。张文德改革的苗文有109个声母，楚雄苗文有声母93个，现行新苗文有55个声母，发108个音，《颂主圣歌》现行本共有声母60个，各套文字的韵母和声调也略有差异。可以说，苗族文字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关心它的专家、学者的研究中，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问题，找到了出路。现在应该是从百花齐放走向统一稳定的时候了，因为，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字符号，是不主张呈百花齐放状态的。
二、苗语文的发展环境
苗族人民对自己的民族文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学习和使用自己的民族文字有着高度的自觉性。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发展仅仅依靠情感是远远不够的。文字是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载体，它自身的发展离不开这个民族的发展，它的服务目标也最终是为了这个民族的发展。因此，苗文要发展，必须依靠苗族人民，也必须为苗族人民作出贡献，这是不难理解的道理。目前，苗文读物是很有限的，它提供的信息量与苗族人民发展需要之间的悬殊实在是太大了。另外，学习苗文也满足不了人们的根本需求，最直接的问题是升学与就业。正是人们在这种需要与获取的极不平衡中，冷落了记录着自己语言的文字的发展。回顾苗文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现在苗文在苗族群众中的普及程度大不如前，归根结底，是因为那时候的文字能带给他们精神的粮食，他们从文字所传达的信息中得到生活的希望，并以信仰的姿态投入到学习中去，因为其他任何文字都不可能给他们什么信息，这种效果是任何外在手段都无以伦比的。而当今高节奏的信息时代里，人们来不及将精力投入到苗文的学习研究中，因为中文带给我们的信息“足以享用”。现在的苗文，在主人们的深情厚意与无奈冷落之间有些尴尬。好在党和政府将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提上议事日程，从政策上给了我们发展苗文的宝贵支持。因此，和其他事业一样，苗语文的发展也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当然，有党的英明领导和苗族人民的热情与拼搏，机遇是大于挑战的。
三、发展苗语文的几点思考
（一）、苗文自身的发展。
苗文使用已逾百年，足以见证它的适用性和生命力，苗文的发展重在完善而不是改革。从苗文的表音性质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我认为：首先要调查摸清苗语音节数量，确定音节数量之后，按照拼读规律补充所缺声母及确定韵母，即解决发音问题，《苗汉大词典》的出版应当起到这个作用。其实较难解决的是声调问题，目前除了利用韵母位置标调和创设声调符号标调外，还没有什么方法，同仁们需多思考。至于有人认为完善苗文会使文字变得复杂难认，我想这个担心倒是多余的。苗文我们只需学会声母韵母便是，对比成千上万的汉字识记而言是要简单得多。
（二）、苗文发展策略。
首先，苗语文的发展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要有广大民众参与。这有助于苗文的发展与普及，提高文字在民众中的使用热情，再次唤起人们对苗文的重视。我们可以在现有的使用苗文群体中，采用培训、创作、竞赛等方式，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说实话，信教群众仍然是苗文使用的主力军。有关部门可以间接地主动指导教会的发展，从教会内部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教会管理人才，并通过这些人才逐步改变当前聚会的单纯信仰模式，走向信仰、社会效应相统一的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聚会模式。让苗文与其他事业在教会中体现出时代气息。这对教会、对苗族乃至社会都是好事。
其次，争取政策支持。一是对专门研究苗文的机构、团体的支持。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没有强大的专业队伍和完整的研修体系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想，这也是苗语文发展步伐缓慢的原因之一。语言文字的发展，要做的工作很多，诸如语言规律的研究，文字符号的规范，出版普及及教学提高等等，这么庞大的体系工程是政策支持之外无法实现的。就拿汉语文来说，应该称得上完善了，但它的科研队伍对比苗语文来讲可谓是浩浩荡荡。二是多争取像双语班等就业性质的支持，使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苗语文的学习中来。目前我们必须尊重的事实是：苗族在人才竞争市场里处于绝对的劣势。就威宁苗族而言，这不是他们不思进取的结果，更不是像少数人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们信仰基督教了，信仰不是曾经将他们推上“西南苗疆最高文化区”的巅峰么？用我的话讲应该是他们处处处于劣势导致了选择信仰基督教这条路。稍有文化和社会阅历的人静心思考都会明白。所以，能争取像“双语班”这样的政策支持，不单单是发展苗语文的事。三要大力出书，出好书，让现有的懂苗文的同志有书可读，制止苗文的“返贫”现象。
第三、发扬“石门”精神，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当前，引导群众发展，争取政策支持是苗族各级领导的责任，尽管其中的困难只有领导自己最能体会，但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当年前辈们为了民族的发展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身着麻衣，脚穿草鞋，背带干粮，夜以继日，不求回报，无私奉献，聚集石门，活生生赤脚空拳改写了滇东北苗族的历史。苗语文也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每个苗族人无不为之动容，笔者更是将之说为是石门精神。今天我们看看苗文的发展环境，可以不穿麻衣草鞋，但不能没有石门精神。再一点，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辅助苗文的普及和发展。例如，将培训过程摄制成光碟，让学习者既见到字形，又听到发音，提高学习效率。前年我在看张文德老师《关于改革老苗文的书》时，他把原来每组声母中的4个增加到8个，由于苗文本身的发展程度和写作者与阅读者发音之间及与标准音之间的差异，我读不准这8个声母的发音，也看不太懂老先生的《苗族中草药》中的改革苗文。要是有相应的光碟来学习，那该多好。如果能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有条件可以创办苗语网站），我们就会少走弯路，实现跨越发展。
再次是苗语文的教育和使用。从威宁苗族来看，都是按照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分布，苗族农村孩子在入学前大多活动范围狭小，接触面也小，都是使用母语交流，造成低年级苗族儿童听不懂汉语，学习比较吃力；初入学时不适应新环境，性格孤僻。面对这种情况，不懂苗语的教师亦是急在心头而束手无策，最终学生成绩差，辍学率高，相当部分升入初中已是借乘“普九”的公交，他们是学校学员中典型的弱势群体之一。一个未接受完成小学教育而辍学的孩子长大后的生活在当今社会不言而喻。如果能保留苗族聚居地学校的双语教学模式，并且开设民语课程，将有效解决这种现象，并为苗语文的普及和教育提供了保障。曾在电视上看过这样的报道：西藏从基础教育到大学都开设藏语课程，并纳入高考科目，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我为这个少数民族感到幸福。国内也有不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报刊、杂志、电视频道。又如：自治地方的政府、执法部门等能否接受少数民族文字的申请、报告、诉状等等并做到政令畅通，既有政策法规也有实际服务。总之，民族文字要能为本民族服务并获得发展必须具有适当的政治舞台。
最后，关于新苗文和老苗文的使用。这是关系苗文发展方向的大事，关系苗族文字能否统一的大事，我们不能仅凭自己或少部分人的想法作出决定。从滇东北次方言来看，我们应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可以由苗族人口较多的县市民委调查统计，再组织各地专家学者的研讨会，不能出现以后又争议的现象。我想，如果能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使用新苗文也未必不可，虽然有国际音标的约束，但我们毕竟是在写苗文，发音自然是苗语音。至于苗文要统一的问题，这点大局意识我们是要有的，但这是另一个更大的研究课题体系，我们左右不了，关键要尽快规范本方言文字，以服务百姓。规范本方言文字后，若苗文真的要统一，滇东北苗文也将规范完整地载入史册，并为苗文的统一提供一点思路，打一点基础。
我认为，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苗文的发展要素，那就是：群众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政策支持是保障，精神是动力。只要我们争取到这几个条件，苗文的跨越式发展就会实现。
后记：由于工作性质不同，未进行足够的社会调查，文中观点只属个人观点。加之笔者水平有限，拙文旨在抛砖引玉，所持观点免不了有不成熟甚至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杨道才，男，苗族，大专学历，威宁县么站小学教导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