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是一种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古今中外一般学者均如此论断，这种学理在科学立场上已有它相当的根据，似乎我们再没有强辩的余地了。可是事实与理论未免相差过远，所以不得不在此补充并加以解说。笔者虽属苗人，然并非要在舆论上替苗人辩护曲直是非，在中国古书里或新近学术杂志上记载关于苗族事迹的，已给诸学者作了铁也似的证据了。因此仅能就笔者素来所知及今年暑期旅行西南苗疆重加研究考察所得，略书梗概，以饷读者。
A page from the First A Hhmao Hymn Book
1908．(1908年用苗文翻译的赞美诗)
(一)苗民文字的源流：苗民的文字出名问世仅有三十余年，可是它的渊源已远在二三千年以前了，根据苗族诗歌故事的历史传说有云：“苗人原来仍有文字，惜所有文字均遭遗失，冈蚩尤与轩辕于涿鹿冲突之役，苗人崩溃后，被逐南迁，当迫渡江河时，舟船均赶造不及，所携书籍恐防渡江时被水湿透，欲免此患，惟有渡江时书本置于头顶，众如是行之，及至长江时，争先抢渡欲以保馀生，不幸渡至江中水势凶猛，人均淹没过多，书籍什九已失，至无法保存，继后始有人设法将其字的样式刺绣于衣服上以资纪念，故今苗人花衣花裙中之花纹，仍存有历史遗迹之意味”。这是一个传说，可惜没有书籍记载来作我们的证明，这是研究苗人文字的一件憾事。不单是文字一项给我们为难，就是苗人全部历史也感觉到同样的困难。可是我们要从事去研究苗人的工作，专凭抄袭书本而忽略了民族的传说，也是不很妥当的事。其实研究苗人的历史、文学、民族特性等等的学术，除了书本的原来记载及用科学的方法考究外，还应该在他的故事诗歌及艺术上去研求。上面的话虽然系传说，似乎亦不能把他忽略，因此我们不能武断的说他是无文字的民族。
(二)新近苗人文字的产生地：现在石门坎苗区流行的文字产生地，是在贵州省极西的威宁县属石门坎。石门坎的出名问世的历史距今也不过三十馀年，白前清光绪年间基督教传入苗区域以后，时有滇东黔西川南等地的苗人在该地建筑教堂，创办基督教会并设立学校那时才诞生今日代表西南苗人文化中心的石门坎。而苗文因为诞生于有石门坎教会之后，所以年来到过该地的学者们，都有关于该地历史及苗人文化事迹的记载，其共同的记载都说苗文是由“英人伯格里所作”。然此说法，却与事实不符，这种荒谬的记载，不独是留给滇东北、黔西、川南一带苗人的一件不好印象，也是整个苗人历史文化过程中的一大损失，因为各
作者所站的立场不同，认识互异，少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历史的精确眼光去推测事实的真相，兼之能够了解边疆民族心理的作者真是太为缺乏。
(三)新近苗人文字的创造者：晚近关乎边事杂志刊物登载苗人文字问题，都是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石门坎流行的一种符号，其字母来历是由于英人伯格里氏的创造。”这类的话未免过于武断，事实未必是这样的简单。原来苗文字的创造者，不是英人，也彳i是汉人，而是苗人的先进者张岳汉先生。笔者囊时曾受教于伊，他并举例以证，他将花衣花裙之花纹及日常生活用具告于余，讲明数种花纹之类别，并谓此乃吾苗族昔时所用以记载事物之字也。然余视之，一体过简，字意难于表达事物，而仅描画物形，仍难记事畅达，殊属未善，余感此缺点，乃终日孜孜研求，欲觅另法以补斯缺。昔有基督教传入吾等苗胞区域，有英人牧师柏格里氏及汉人李武先生者，来吾乡传道，余乃请教中英文字之结构及音韵读法，承李柏二氏乐而教之，语日：“英文字者取拼音读法；中文者，由象形文字起源演化而来也。余闻此说，屡研究苗文，于是遂将苗族昔时之象形字体，加以音韵及仿效英文字之拼音结构读法，多方请教于李柏二氏，后乃邀约吾苗族先进，如杨雅各、王胜莫及杨芝诸先生共同研求创造，始产生有今日之苗族文字也。”
上面这一段话，是由张岳汉先生口传的记录，由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断定，无疑的，苗族文字的创始者是苗人。至由英人柏氏创作的说法，或许是作者未曾下点工夫去作个详细研究记录的缘故。
(四)苗文字母的沿革：现在已流行的文字，都是本着不违反苗人历史传说为原则，仍采用苗人历史事迹及日常生活必需用具之形象作字母，可是它的音韵及字的构造，大多是近似罗马字的结构拼音读法，字母的数目大小共计六十六个(大字母即声母，小字母即韵母，因为声母与韵母字体有些相似，而仅有大小之别，兹为避免声母韵母混淆起见，故不日声母与韵母而日大小字母)，大字母(即声母)的字形大部分是象形，而小字母(即韵母)则多属新创，今举数例略解释其字原历。
“y”字，中国古代为农业社会，苗族当然亦是其中的一个，因此在他们的歌谣故事中还有不少农业生活的传说，所以摹仿农业社会中所用的农具样式作为苗文字体，即如声母中的“y”字，并非英文字母的“Y”字，原来是犁耙形“1=r”，为记述耕牛犁田的用具，本应书作“争”形，但因此字为声母中的无音字母，当韵母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代表独立的意思时，便须与此字并合书写，所以为减除繁杂起见，就把他减为“y”了，所代表的意义比较深刻，所以就列在声母中的开头字母。
王建光与夫人娄发文(布依族)
“V”、“八”，并非英文字母中的“U”字，乃挂放耕牛肩上犁田的农具，俗名“牛加担”，它的形状如“八”，改写为“八”“V”，苗语父亲的“父”为“V”字作其声母，由上二端的意义，我们很可以想见苗族原来对于农业概念深刻的一般了。
“]”、“L”、“]”、“L”等字，其本形如“J”，为生活用具之一，即将玉蜀黍等作物在磨石中磨成细面粉所用的手耙。“T”字，虽取形于打杵，但采取此形作声母还含有深刻的意义，苗族男人，都是自食其力的好汉，同时住居高原的人，交通自然极感不便，所以对于运输工作惟有靠人力背负了，为预防背负重物进行于途中无休息处时，则打杵棍为缺少不了的用具，然而这类工作大都在于男子，所以苗语中“儿子”的儿字，为“T”字作声母的，如“Th”是，“十”字，并非国文字中的“十”字，苗族衣服都是全仰赖于妇女织缝，此形为纺绩线子时所必需的用具(其中用如纱厂中之纺纱车，但其形略异)，所以苗语中的“女”字，为“十”字作其声母，如“『卡”是。
(原载《边声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作者简介：王建光(1918--1959)苗族，云南大关县人。早年在威宁石门坎小学、昭通明城中学就读。l936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学，1939年毕业后留民国教育部工作，兼中央政治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