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石门坎苗文（The Pollard Script）的传承和保护有没有价值？」
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有的。
我认为石门坎苗文有四大价值，分述如下：
一、与苗族宗教文化的关联：就当前的政治环境而言，强调石门坎苗文与苗族基督教文化的关联，恐怕不是个政治正确的说法。然而，事实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文字的起源、普遍与传承，都与宗教有关，只有近代教育体系出现后，才有纯粹世俗化的文字。石门坎苗文是苗人宗教文化的一部分，保存石门坎苗文就是在保存苗人的宗教文化。尽管苗人基督教文化全面中文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少了石门坎苗文，苗人基督教文化只能是华语基督教文化的附属品，不会是华语基督教文化圈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二、与苗族书写文化的关联：过去有一种想法，以为文字只是表现语音的工具，只要能够完整表达语音，文字的形式并不重要，所以，拉丁苗文或者伯格理苗文，都只是符号而已，可以任意转换。几十年来的文字实验，证明那是一种不符合经验事实的浪漫想法，拉丁苗文一直没有成为苗族书写文化的一部分。最近十多年来，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定义有一个重大转变，即：过去强调文化是一种概念与意义的传承与传递，现在更强调文化是一种形式与对象的流通与创造。根据此一修正过后的文化定义，书写文化不只是用文字表达的想法与意义，更重要的是书写的技术(如：拼音方式)、媒介(如：文字)与工具(如：纸笔)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石门坎苗文是苗族书写文化的基础，没有石门坎苗文，就没有苗族书写文化。
三、与苗语的关连：一直以来，日常苗语的使用总是夹杂许多的汉语借词，使用汉语借词好处是丰富苗语的表达，缺点是汉语借词往往成为苗文书写的难点。博格里苗文因无法精确的拼写汉语借词，被批评是不科学；规范苗文为了能够拼写汉语借词，增加了许多声母与韵母，结果使得整个书写系统过于繁复；拉丁苗文以普通话的汉语拼音为对照方案，没有拼写汉语借词的困难，同样一个字母，在汉语借词中就以汉语的声母或韵母发音，不以苗语发音，是反「客」为「主」。从民族语音学的观点来看，我对博格里苗文处理汉语借词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博格里苗文不是不能拼写汉语借词，而是在拼写时将汉语借词苗语化了。受到母语的影响，不同地方的人，说普通话或者汉语方言都会有口音上的差异，因此，我认为用博格里苗文拼写汉语借词，最能表现苗语说话者使用汉语借词的发声方式。
四、与苗语文学的关联：一般将苗语文学定义为「用苗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换句话说，没有苗文书写就没有苗语文学。文学作品指得是具美感的表达方式，用以表现作者对人性与世界的观察与关怀。我们经常说苗族文化要发展，只是记录苗语口传文化是不够的，更要重视苗语文学作品的创作。从苗语文学创作中，精炼苗语的使用，推升苗族精神文明，这是苗族文化发展必经的历程。
当前危机：
1906年循道公会传教士伯格里，在苗族同工协助下，借法西方语音分析工具，为苗语创制一套拼音文字的书写系统，世称伯格理苗文(Pollard Script)。在二十世纪八零年代以前，伯格理苗文在苗人社群，有很高的普及率，不论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即使未进过学校读书，其大多数也能读懂伯格理苗文。五十年代以后，伯格理苗文因不良政治环境的影响，出现了几十年的断层，当前的情况是：八零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几乎不懂苗文；八零年代以前出生的成年人，过去虽能读懂苗文，却因不常使用，越来越无法掌握苗文的拼音系统，阅读能力明显下降。可预期的结果是：当华语文能力与中文书写文化越来越普遍，相对地，苗语文能力越来越不重要，苗语文学与苗文书写文化也将消失。
未来愿景：
扭转苗族弱势文化的困境：政治地位与经济条件的弱势处境，往往使得少数族群弱化成强势文化的寄居者。苗文书写文化若无法在苗人社群中扎根，苗语文学就永远只是华语文学的附属品。因此，苗语文行动计划，首在培育、传承与发扬苗文书写文化，确立苗语文学在苗族社群中的主流地位。
用苗语文学丰富苗族人的精神文明：文学是一个族群的灵魂，少了灵魂的躯体，也只不过是具行尸走肉而已。苗语文学是苗人的灵魂，而苗文书写文化是苗语文学扎根繁衍的沃土。我们希望通过苗语文行动计划，让苗文书写深入苗人社会，成为苗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苗语文学得以在这片书写文化的沃土中生根茁壮。
对文字规范化争议的响应：
苗语文字规范化的争议不只是语言文字科学性与实用性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与宗教问题，牵涉层面太广，若困于文字规范化的争议，导致无法对识字人口的流失，做出适时的响应，导致目前仅存的苗文书写文化消失殆尽，即使有了一套统一的规范文字，又有何用。因此，苗语文行动计划主张搁置文字争议，以说话者为主位的民族语音学观点来期待苗文书写文化的发展，对于草根的、不规范的书写，予以包容；对于地方语音、书写习惯的差异，予以尊重。
